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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案例1:千年伟人马克思

世纪之交,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无疑就是“千年伟人”的评选。英国广播公司(BBC)地1999年秋天,用几周时间在国际互联网(Internet)上经过反复评选,最结果:马克思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世界最有影响的科学家爱因斯担。

在评选活动开始阶段,爱因斯坦的票数领先。在评选活动的后期,评马克思为本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票数直线上升,并遥遥领先于爱因斯坦。美国纽约的一家报纸用整版篇幅评论了这个意义深远的事件。后来,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界、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对39名候选者的投票比较平均,爱因斯坦仅以一分的优势领先于甘地和马克思。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同样说明马克思是千年伟人。
从1995年到1998年,千人以上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开过四次。它们是:1995年为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在巴黎举行的、有1500多位学者参加的第一届“国际马克思大会”;1996年在美国纽约召开的、有1500多名学者参加的“世界社会主义者大会”;在伦敦召开的、有6000多人参加的、盛况空前的“96伦敦马克思大会”;199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在巴黎召开的、有1500多人参加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外,1998年在巴黎还召开了有500多人参加的第二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以及在莫斯科举行的每年一度的国际社会主义研讨会,至于小型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更是不讲其数。

2000年是世纪交交,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展望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将是国际理论研讨活动的重要内容。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将在巴黎举办规模盛大的、题为“全球化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议题有:20世纪社会主义分析与总结;当代资本主义分析;现代社会劳动的内容地位;超越资本主义和变革社会的进程与动因;如何实现真正的公有制和新国际主义等。同时,在美国纽约还举行了2400多人参加的“世界社会主义者大会”,讨论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新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等重大问题。世界其他地区也举办了类似的活动。法国《世界报》用“回归马克思”的题目来形容并点评这种热潮。

法国《人道报》在报道1998年巴黎国际大会时有下面的一段生动的文字:今年(1998年),从纽约到东京,从圣保罗到耶撒冷,从新德里到伦敦,到处都奏起了《共产党宣言》的乐章,而这次会议将“再次让历史沸腾起来”。“《宣言》对21世纪仍将发生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没有死,马克思仍然活着”。这些振动人心的话语,道出了世界进步人类的心声,理论研究是社会变革的前导。这许许多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活动,将汇成巨流,发出世界最强间,推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再度复兴。让我们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昂首阔步,迈向21世纪吧!

案例2: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943年3月,蒋介石以他个人名义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出版后,国民党动用各种媒体和渠道进行了宣传和颂扬。《中央日报》以《中国之命运》为题发表社论评价说:“这个大著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南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三青团通过宣言,称颂《中国之命运》是“我们革命建国的方向,以至个人修身立业的大道。”国民党的《中央月刊》杂志还举办了一个《中国之命运》读后征文集,收集其中的300多篇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还把这本书定为国民党统治区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必须通读的文件,甚至还成为官员晋升职务的必考科目。

《中国之命运》一书,对蒋介石集团的哲学思想和现行政策都有所论述,其攻击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蒋介石指出:“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的附会”。这种从西方“照搬照抄”而来的学说,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的固有文化精神,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隐患。这样的学说和政论,“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是“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产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他声称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在中国只有三民主义一个主义。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其它一切主义都可以包容在三民主义之中。他要求全体国民对他的“蒋记”三民主义应该“至诚”,“不能有一点伪言妄行”。其它党派应当放弃各自的主义,一心一意去“实践力行”三民主义。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颇有几分舍我其谁的霸气。他信心十足地断言,“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

《中国之命运》一书刚一出笼,就立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为了对蒋介石的反共谬论展开全面批判,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专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会,研究部署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任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吕振羽等人组成专班人马,以《解放日报》为主要阵地,从不同角度撰写文章进行系统剖析和批判。毛泽东还亲自披挂上阵,以犀利的文笔,于1943年7月先后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等社论,驳斥了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之词。他指出,中国的反共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用马列主义照出他们的反动原形,害怕中国共产党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指出中国革命的真正道路。中国共产党正告一切反共分子:“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它,谁就会自趋死亡”。后来,毛泽东在进一步总结了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的基础上,得出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命运的强大思想武器的结论。毛泽东说:“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案例3:毛泽东读马列著作

毛泽东重视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但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思列宁主义。他反对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生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反对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曾说过: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固定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的观点注意变化中的事物。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

关于应当用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在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以至将来都是很有教益的。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7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有革命前后发生的前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案例4:穿越时代的传人——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的伟大历史功绩,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1)创立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他1920年在长沙创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是13名代表之一。1923年三大,他担任了中央执行委员,并当选为5人中央局成员之一兼中央局秘书。当时规定:党的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这意味着他实际上已经进入党的领导核心。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者;翌年又成为中央军委主席团主席,即全国红军的最高指挥者。他从1943年起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直至1976年去世,在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工作33年。新中国成立后,他首任国家主席,一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直至去世。从历史发展看,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多名成员发展成中国执政大党的主要领导者和主要贡献者。整个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和他的名字紧紧相连。

(2)创立和发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指挥者。在南昌起义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把起义部队改名为工农革命军。他在率领红军进军井冈山的途中,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的民主制度,为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作出了伟大贡献。他同红军总司令朱德一起,以“朱毛”之称闻名天下,在许多年间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的象征。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又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同时也挽救了人民军队。从此,在毛泽东率领下,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武之师。

(3)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这里说的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毛泽东从青年时期献身中国革命,并为之奋斗一生。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领导了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国人民大革命,成功地推翻了三座大山,从而把胜利的旗帜从井冈山一直插到了天安门。这是继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历史上发生的第三次伟大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占人类1/5的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胜利。

(4)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七个年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全面确立,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它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新中国刚成立时,主要生产方式还是手工劳作,人均寿命只有35岁;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尽管还不富裕,但中国已经变成拥有“两弹一星”的世界五强之一,人均寿命达到了67岁。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瓦解后,针对世界上有人对社会主义、对中国的攻击,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摩尔多瓦总统(共产党人)说了一句话:社会主义制度在占人类1/4的中国取得成功,怎么能说社会主义失败了呢!这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保障,而且世界人民学习的榜样。

(5)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旧中国是一个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必须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是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杰出代表。他尊重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但不迷信这些经验,并且和迷信这些经验的国内外教条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此受到不公平的打击和迫害。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反对他们的城市中心论,反对扩大根据地内部的阶级斗争,不但被剥夺了在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而且在党内的地位也大受影响。但毛泽东不怕怀疑,不怕排挤和打击,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坚持从实际出发,从挫折和失败中取得经验,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夺取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开辟了将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轨道。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最宝贵的思想遗产。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前进。”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建和发展了党、创建和发展了人民军队、缔造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都是“开天辟地”、“从无到有”的大事。我们今天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辉煌成就;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千秋大业,都和毛泽东的名字、与毛泽东思想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人民领袖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他因此不仅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而且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逝世之后,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不管有没有见过毛泽东,都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澳大利亚前总理弗雷泽说:“我从未见过他,这是我一生的一大憾事,因为他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尊重纪念。我不知道中国怎么说,但在世界许多国家他被看成是时代之父。他给予这个国家以生机,关心人民,建立了能使整个国家走向富足的制度。”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他对毛泽东及其著作也不得不表示钦佩。1972年他访华见到毛泽东时,就发自内心地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古巴总统卡斯特罗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泽东同任何别的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在充分肯定毛泽东伟大功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并从中接受其经验教训。

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他对许多问题的思考陷入了误区,产生了不少主观主义的东西,导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产生了严重的失误。主要表现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1958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主要的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由于毛泽东的错误发动,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蓄意利用和破坏,全国人民被卷入近似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及指导发生这些错误的‘左’倾理论,明显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毫无疑问,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新中国和中华民族进步发展所进行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奠基,同他给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极为严重的一时挫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毛泽东无论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作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战略家、大哲学家、大诗人、大书法家以至大政论家,他都可与古今中外属于这些系列的伟大人物并驾媲美,毫不逊色。这些,将构成永恒的“毛泽东魅力”。

案例5:“三起三落”邓小平

邓小平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缩影。政治上三落三起的特殊生涯,使他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传奇人物。邓小平“三落三起”的坎坷经历都是与党的失误与成功密切联系的。可以说,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党探索正确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难历程。
是党的曲折发展史的真实写照。

一落

时间:1933年

原因: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

邓小平的第一次“落”和“起”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苏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但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将毛泽东排挤出红军,而且对其他抵制“左’’倾错误的同志进行残酷打击,错误地批判福建的罗明和江西的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事例。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因主张在根据地边沿地区保留一定的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被临时中央视作“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路线”而遭到批判轲打击。邓、毛、谢、古则被视为江西的“罗明路线”。邓小平在这次残酷的斗争中被撤销了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并被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此际,邓小平还遭遇了个人生活的一个大变故,就是妻子金维映与他离了婚。

一起

时间:1933年

原因: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提议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1933年的政治磨难,并没有使邓小平屈服和消沉。他的才能,依然受到很多同志的赏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深知邓小平精明强干,提议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1934年10月他随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底中共中央在黎平开会,毛泽东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而一直拥护毛泽东的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当上了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他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此后,他的人生和党的事业一样,从一个辉煌奔向另一个辉煌。

二落

时间:1966年

原因:错估形势的毛泽东领导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对党中央工作中“左”的思想倾向进行抵制,被扣上“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和“起”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左”倾思想支配,毛泽东认为国内阶级斗争越来越严重,错误地领导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运动之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就被作为“中国第二号修正主义分子”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变成了专政的对象,从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上一下子被贬到江西“劳动改造”。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他的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儿女都分散在各地乡下插队。

二起

时间:1973年

原因:“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重新起用老干部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邓小平终有了复出的机会。林彪的事在精神上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他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一些做法。1972年1月陈毅元帅逝世,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有了重新起用老干部的念头。毛泽东说,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马上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对邓的评价传出去。对于邓小平的文韬武略,毛泽东多次给予高度评价。他多次称赞邓小平是“柔中寓刚,绵里藏针”,“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在毛泽东的过问下,邓小平的复出之路柳暗花明。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4月12日晚,邓小平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邓小平的出现,引起了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西方一家杂志就此称他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在纷繁复杂的问题面前,邓小平从铁路交通人手,继而在钢铁、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大刀阔斧开展了全面整顿。在1975年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周恩来总理因病住院期间,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不久,又确定由他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9月,周恩来接受手术前,握着邓小平的手大声说:“这一年你比我干得好!”

三落

时间:1976年

原因:由于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再次被打倒
邓小平的第三次“落”和“起”是在他第二次复出三年之后。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加重,此时他内心非常矛盾。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但不希望邓小平改变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他想再给邓一次机会,希望邓能够就此妥协。邓小平是坚持原则的人,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一向倚重邓小平的毛泽东失望了。在“四人帮”的蛊惑下,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央为周恩来逝世致完悼词后,便在中国的政坛上消失了。1976年的清明节前夕,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自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活动。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战场。4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指控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第三次被打倒,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三起

时间:1977年

原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顺应民心,恢复邓小平所有职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随即结束,始终乐观地相信未来的邓小平再一次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辉煌岁月。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作了书面发言,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次年有国外报刊称:“邓小平时代”开始了!1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面。这个镜头成为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象征性画面。无私广阔的心胸、坚定不移的信仰、乐观主义的精神支撑着邓小平,使他涉过道道险关,攀上了人生的顶峰,创造出指导我们迈向新的征程的伟大理论——邓小平理论。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邓小平开辟了一个时代,创造了历史,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赢得了从未有过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