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案例

教学基本要求

理论教学大纲

授课计划

教学结构及要求

文本教案

课件

教学案例

第八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案例1:“票证经济"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从此,各种粮食票证便铺天盖地地进入千家万户,拉开了中国“票证经济”的帷幕。

票证是从1953年开始发展起来的,先起自粮食、食油,至1962年,为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稳定社会,已有百余种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凭票证限量供应。

1953年,粮食、食油率先凭票供应。1954年,又将棉布、棉絮、煤油纳入凭票供应范围。1957年,少数大城市实行凭、购货证供应猪肉、食糖。1958年至1959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对肥皂、碱面、鸡蛋、鱼、糕点、香烟、自行车、手表、毛衣等货源不足的商品,采取了限量供应办法,分别凭专用票或购粮证供应。有的地区,凭票证供应的商品已达几十种。

1960年粮票开始走入餐馆,1962年上半年,北京市的票证就有20种,即粮票、面票、油票、高级油票、布票、鞋票、肉票、糕点票、饼干票、豆票、儿童副食票、针织品票、购粮证、居民购货证、个人购货证、煤油证、购货券等,凭票供应的商品高达102种。其中凭居民购货证供应的商品24种,主要是副食品;凭购货券供应的商品56种,都是日用工业品。

票证时代,政府定量发放粮、棉、布、油、家具、自行车、蔬菜副食、煤炭染料,直至香烟、肥皂、火柴、针头线脑等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物资票证,五花八门。无论买什么,都要带着票拿着本。老太太不识字,买块豆腐得带上所有的票,一不小心,碰落一地票证。计划票证是我国经济形势的晴雨表。经济下滑,物资紧缺,票证就增多;经济上扬,票证就减少。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些大城市每户居民发放的票证多达30余种。

那时侯,粮票比什么都重要。外出开会、学习、办事,都要带上粮票,出市得带省票,出省得换全国粮票。“全国粮票”一度成为畅销商品和杰出人物的共同代名词。那时候,每人月定量30来斤米,半斤油。粮票是必不可少的吃饭凭证,光有钞票没有粮票,不一定有饭吃。没有钱,可以四处旅游,没有粮票可能寸步难行。人们的饭碗中,一半多是青菜,戏称“瓜菜代”;二两米加两次水蒸两次,看起来多,吃了就饿,美其名日“双蒸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导致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市场供应紧张,所以1970年以后,许多商品又恢复凭票证供应,这一时期却是票证的黄金时期,一般把此时发行的票称为“文革票证”,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在票证最显眼处印有红色毛主席语录。

十年动乱后,国民经济开始全面恢复,商品日益丰富,国家逐步放宽凭证限量供应商品范围。1983年遵照国务院(1983)177号文,布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票证时代步入末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实行市场经济,物资大为丰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93年4月1日,粮票光荣离休,成为收藏品市场中的新宠。走过了38年的踉跄小路,粮票终于结束了它的特殊使命和流通历程。“票证经济”的结束预示着中国开始由命令经济的短缺时代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剩时代。

现在,走进大大小小的商场、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年轻朋友会认为世界本来就是如此,大概在自己生下来以前,商店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没有看见过粮店门前傍晚斜雨里人人手持购粮证的长龙,没有欣赏到菜场外边凌晨寒风中顶替人排队的碎砖、菜篮。中国的短缺经济才离去不久,我们距发达国家还很遥远。只有抓紧建设,奋发前存,那种风雨情景才不会重演。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几十年后,不再向儿孙们唠叨“过去”的痛苦时光。

按照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品的货币等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大致走了这样一个过程。

“元级和十元级”阶段。这个阶段大体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属于恢复发展时期,从供给制到低工资制的实行,消费特点主要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由于经济处于自给和半自给状况,消费的货币等级大体属于“元级和十元级”水平。

“百元级”阶段。大体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有所增加,消费品的档次有所提高,比较时髦的消费品是人们说的“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消费品的货币水平属于“百元级”。

“干元级”阶段。大体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消费品档次大大提高,诸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子产品的消费逐步在消费品结构中占据突出地位。这一时期人们的收人大幅度增加,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品货币等级属于“千元级”水平。

如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晰了解的话,你就十分清楚消费变化的过程和诱导因素。撇开这些不说,我们认为,居民的消费层级大致在15年左右就有一次大的升级变化,而每一次变化都会带来经济的飞跃性发展,也就是经济增长高潮。

“万元级和十万元级”阶段。根据消费结构升级演化的规律和中国居民目前的消费状况,我们认为,中国人在“吃”、“穿”、“用”等一般的消费需求上已得到基本满足,进入了由吃穿用的一般消费为主向以“用”、“住”、“行”消费的高级结构升级阶段。下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消费品诸如房子、小汽车以及小、轻、薄和方便的电子信息产品等已粉墨登场,消费品的价格在万元、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消费等级属万元或十万元级。最新统计表明:2002年中国汽车销售量突破324·81万辆,年增幅高达36.65%,其中个人购买量超过一半;商品房销售量与往年相比,也增加了30%。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正从“千元级”向“万元级十万元级”的台阶迈进。(冯鄂生、冯洁:《粮票,一支难忘的歌》,载《电视时代》,2003(7))

案例2: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

案例呈现:

200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回答了当时中国思想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强大势头。从此,中国经济作出重大调整,驶入快速发展的车道。这股势头,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在9%左右;十年来,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

1994年,我国开始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务院确定了百家试点企业名单。

1995年我国经济提前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并制订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口号。

1996年,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这一年的夏天,香港回归。百年国耻,一朝扬眉。

1998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战胜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洪水。这一年在金融危机席卷亚洲的危急时刻,中国成功抵御了金融风暴的冲击,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声誉。

1999年,我们迎来伟大祖国的50华诞,澳门继香港之后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2000年,随着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一万亿美元。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消除了贫困,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里程碑。

2001年,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北京申奥获得成功,APEC会议在上海举行……这一系列载人史册的事件使这一年成为“世界中国年”。也是在这一年,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掀起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

2002年,我国“十五”计划开局良好,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着旺盛的活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进一步巩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奋斗伴随艰辛,成就来之不易。十年来的辉煌,来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来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拓的思想解放的新境界,来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前进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问题和曲折。从1989年下半年起。“左'的东西就有些抬头了。有人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阶级斗争了。”有人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经营机制有资本主义的。”对于经济特区、对于乡镇企业、对于外资、对于个体户,出现了不少不利的传言,不少人的思想产生了迷茫。当时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姓资问题,再一个就是市场经济问题。

1990年2月22日,北京某大报发表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质问:“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作者主张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并且强调说这是改革道路上两个方向、两条道路的斗争、1991年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不同意上述论调。文章指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但是,这篇文章遭到了猛烈的指责。一些杂志发表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与此同,苏联和东欧发生了震动全世界的剧变。1990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苏共中央自动解散。8月29日,苏联议会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境内的活动。11月5日,叶利钦下令停止共产党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随着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东欧各国也纷纷放弃了社会主义旗帜。苏东剧变,给中国人的心理带来巨大冲击。不同的人对苏联和苏共的解体,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很多人都陷入困惑之中。中国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正是在人们心头充满疑云,“左”的东西干扰视听的关键时刻,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的思潮,批驳了“左”的谬论。他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杜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担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的论调横加干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情况,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邓小平结合创办特区的实践,进一步指出;那些起劲地鼓吹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以深刻的智慧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冲破禁区,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难题,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新的目标模式。

邓小平正是对大量经济现象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思考,从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一语击破“左'的障眼法,把人们的思想从禁区当中解放出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邓小平由此发挥开来,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作了精辟的概括——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以紧迫的责任感,催促改革开放要大胆前进。他接连视察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谈话。这在外人看来,似乎是没有想到的惊人之举,而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来说,却是经过深恩熟虑的一着棋。南方谈话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精辟论述,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上“左”的新概括,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三个有利子”理论等,都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的新回答,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案例3:深圳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推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

从深圳市劳动局获悉,近日深圳市政府下发了《进一步推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分配制度的指导意见》,推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制度,这是深圳在分配制度改革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关于国有企业资本、管理和技术等要素参与分配的若干政策性意见。强调放开员工持股的比例和行业限制。对经政府部门批准的国有资本退出的企业,取消原来的35%-50%持股比例限制。扩大员工购股的资金来源,除个人现金出资外,还可以采取向公司股东借款、银行贷款、公益金划转购股等方式。员工持股的公司中,国有股可采取优先股的办法,在保证国有股份配权的前提下,不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生产经营,以充分调动员工的经营积极性。

另外,对获得超额垄断利润的政策垄断性企业的工资分配加强调控,实施“国家工资控制线”,防止过度增长。对供电、供水、公交等影响国计民生的公益性企业,实行“员工平均工资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对高新技术企业,允许其工资水平高于一般企业的工资水平。

市劳动局工资处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一个即将成立的由政府、工会、企业协会等代表组成的全市性收入分配协调小组将为改革提供组织保障。同时,近期内,劳动、财政、审计、人民银行、国资办等有关部门组成的检查小组,将对一些工资水平高的垄断性行业进行检查。(《深圳特区报》2000年8月21日。)

案例4: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的差异,其社会制度也不同。但是,综观世界各国经济,可以发现它们还是有许多共性,其中,市场经济就是迄今为止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经济机制,不同的是,市场经济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的国家却显现出不同的特征。

1.“野生植物”——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此种市场经济又称“个人资本主义”经济。它强调市场经济主体间按市场规律开展相对完全的自由竞争,通过优胜劣汰配置社会资源。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的法律,保证竞争秩序和市场活动的运行。这一模式的特点是:(1)国有经济的比重较低,一般在10%以下。美国国有经济仅占国有经济比重的2%,国家所有制企业在全国资本构成中的比重仅为10%;(2)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突出显现为间接管理,主要通过调解市场参数来间接引导企业的经营活动,很少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美国是典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环节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干预居次要地位。美国没有专门从事综合经济规划的机构,也从不制定任何产业政策,其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分散进行,经济活动中,有75~85%的行业依赖市场竞争的力量生存和发展。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相对其它国家是弱的。因为对市场的调控主要是通过这样的渠道实现的:一是相当市场活动的“裁判员”,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转,保证竞争的公平和秩序。二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解经济活动。财政政策是美国经济体系的“内在稳定器”。三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培养科技人才,注入巨额科研经费。

2.“人工培育的植物”——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亦称“莱茵模式”的互助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从50年代以来被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当作社会保障网与自由竞争相辅相成的经济制度。其特点是:(1)认为市场的灵魂是竞争,但竞争不能采取自由的形式,而要公平竞争;(2)坚持社会的整体性原则,注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3)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但干预和导引的倾向点在于维护社会平衡。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想化的经济模式,其基本原则是竞争和秩序,社会发展与公平。用德国经济学家维利·克劳斯的话讲,“社会”的含义是指“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完成经济任务,而且还要完成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保障任务”。社会市场经济包含两个密不可分的领域:一个是带来经济效率的市场,另一个是提供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的社会福利政策领域。它是“市场效率和活动与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之间的结合。”

3.“政府主导型”——日本市场经济模式

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政府干预的力度和作用的范围都很大,并且与法国的经济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即都是靠中央计划和市场机制共同协调经济。因此,一些研究日本经济的西方学者将日本的经济归结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濒临崩溃,当时同盟国驻日本的总司令部的成员E·阿克曼曾预言:如果日本今后30年的人口继续增加到一亿以上,那末,它只可能有以下两种结局之一:或者无限地依赖外援,生活水平将和1930──1934年时相等;或者走“自立”之路,但会面临无法克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困难,国民生活将逐渐接近于仅能维持的水平。然而,情况恰恰相反,日本经过30年的努力之后,经济却取得了奇迹般的飞跃。1949──1973年期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3%,高于美、英、原西德和法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1986年以后,西方经济陷入了滞胀,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高达3·8%,并仍高于上述国家。日本在战后能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与日本所采用的经济模式直接相关。保罗·R·格雷戈里认为,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多方面的作用。即日本政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趋势提供了方向。国家有选择地进行干预,在保证不仅有高的投资效率,而且大投资适当地分配到能导致增长的部门方面,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4.“从摇篮到墓地”——福利市场经济模式

福利市场经济模式是以福利为国家制度特征的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模式,主要存在于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执政的国家,如挪威、瑞典等,尤以瑞典模式最为典型。它是指以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充分就业和社会平等为目标、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由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共同奉行的一种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瑞典的市场经济是在基本实现了“从摇篮到墓地”的全面社会福利制度中实现。这一模式使得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据统计瑞典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在60年代时,在实行经济计划的英国、瑞典、挪威、荷兰、法国、日本六个国家里,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速度是最高的,但是到1970年时,它却只有瑞典人均产量的52%。1971年瑞典人均收入5100美元,比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高3600美元。1974年瑞典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720美元,为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01%,1987年瑞典的人均收入高达14200,在发达国家中也名列前茅。

5.“市场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曾被用来指称某些经济学家(如兰格)为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问题而提出的理论模式或形容原东欧等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甚至包括我们中国)所进行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但是,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实现与市场的有效结合。中国经历了14年的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表现为在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建立和完善了公有制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结构。国家鼓励个体、私营和其他非公有制成分发展,把它们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初级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中要占大多数或优势,并体现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上。在分配结构上,建立和完善了劳动分配为主体的多要素分配并存结构。这种分配结构既强调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凭借所有权参与分配,又强调市场型按劳分配的机制和原则,同时政府又通过工资、奖金、税收、公共福利、社会保障等手段和机制,防止分配不公,调节个人收入的过分悬殊,以促进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建立和完善了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的同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建立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格局,使国家的经济职能充分有效地行使。同时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运行机制。在对外开放上,建立和完善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形态。中国积极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已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但是,在积极利用外国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又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从而使中国的对外开放保持了独立的形态。(马艳等:《探索的变奏——21世纪制度创新背景下的比较经济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何国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评介》,载《理论界》2000年第4期。)

案例5:俄罗斯:失败的经济改革——“休克疗法”

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始于1990年6月,1991年10月俄罗斯第五次人代会批准了叶利钦的经济改革原则,其中包括“休克疗法”——放开价格、实行私有化和实现宏观财政稳定。俄罗斯改革的失败表现在:

1.国民经济长期负增长。90年代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10和中国的1/5,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均GDP减少到了1500美元,只有“七国集团”平均指标的1/5。俄罗斯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燃料、电力和冶金工业成了民族经济的关键部门,其比重在GDP中约为15%,在工业总产品结构中为50%,在出口中为70%多。改革以来,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了54%,机械制造下降了62%,轻工业减少了86%。

2.通货膨胀极为严重。伴随着一步开放价格和大量的财政赤字,俄罗斯持续发生“奔腾式”或高位通货膨胀。1992-1996年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2680、1008、312、231和121.8。其中主要指标,如食品分别为2816、738、335、223和120;非食品分别为2246、841、257、216和120、;服务分别为2652、1110、575、332和150。工业批发价格指数(%),1990-1995年依次为6164、1124、335和275。1999年的消费物价指数上涨32%,2000年又上涨20%多。

3.居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俄罗斯改革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官方承认,1991-1996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30-40%。基尼系数1991-1995年分别为0.260、0.289、0.398、0.409和0.382。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资料,1992年经济改革以来一直有不低于三分之一的俄罗斯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92年经济自由化开始的时候曾一度高达50%,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更高达53%以上,2000年上半年仍高达44%。恩格尔系数从1990年的0.292提高到1996年的0.434,其中城市家庭从0.281提高到0.434,农村家庭从0.25提高到0.426。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大大低于苏联时期。

4.综合国力明显下降。私有化的整体绩效很差,包括军工在内的整个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被大大削弱,国民经济遭受破坏的范围和规模大于二战时期,也超过西方国家本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的经济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度显著降低;科学技术实力受到重创,科研机构纷纷瓦解,优秀科技人员大量外流和转行;国内大量资本外逃,年均约100亿美元;卫生、教育和文化领域的财政支出比重和绝对额均大幅度下降;自然资源的合理开采和保护面临困难,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国民凝聚力、外交力和协同力等其他综合国力的变量也严重受损。(程恩富《经济过渡的两种模式》,载《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案例6:趁热卖的“狗不理”包子

随着女拍卖师手中拍卖棰重重落下,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一亿零六百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成为“狗不理”这个老字号的新主人。国有资产从天津狗不理包子饮食(集团)公司整体退出,“狗不理”改制为由社会法人和企业内部职工共同出资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春节前夕,媒体披露了天津狗不理包子饮食(集团)公司将要进行国有资产整体转让的消息。经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公司总资产为11746.41万元,总负债8049.63万元,净资产3696.78万元。据介绍,总资产中包括了无形资产,总数不超过2000万元。很多人都认为,“狗不理”最值钱的就是这三个字,这个价估低了,大家都担心国有资产因此会流失。

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江平教授曾经提出,国有资产的转让不能以评估报告作为依据,应该走向市场,依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市场拍卖、竞价来决定价值。这个程序“狗不理”也做到了,最终它的价值能够在市场中充分地体现出来。记者在拍卖现场看到,参加竞拍的6家企业竞争非常激烈,经过2个多小时153轮的竞价,天津同仁堂才最后胜出。

作为狗不理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天津市和平区副区长郭志勋说,1个多亿的拍卖价让人们喜出望外,但并不觉得突然。把国有资产的转让放在阳光下,让市场认可它,来决定它的价值,这为将来国企改制走出了一条很好的路子,那些关于国有资产贱买,无形资产流失的猜疑也不攻自破。

“狗不理”是天津的知名品牌,2004年是“狗不理”经营史上效益最好的一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492万元,比上年增长29.93%,“老字号”不断发展壮大。

一个百年老字号,为什么要在经营最好的时候卖掉?郭志勋说:“我们不想到做不下去的时候再把企业‘卖'掉。”他告诉记者,虽然目前“狗不理”集团正处于发展上升的最佳时期,但大家已经深深体会到,老字号不是保险号,名品牌也不是万能牌。与众多的国有企业一样,机制、资金、观念三大“瓶颈”制约着“狗不理”的更大发展。“狗不理”与自己的过去比有发展,但是和国际上的知名品牌比相差太远。“狗不理”处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产权结构与之不匹配,国有资产适时的退出其实是保品牌的一个重要的做法,我们期待着通过注入新机制,把老字号做大做强,还要做久做优。(《经济参考报》2005年3月1日。)

案例7: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经济增长方式

自觉地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首要的经济政策目标,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最早是美国,于二十世纪50年代率先实现了转变,原联邦德国于60年代、英国、法国、日本分别于70年代相继实现了转变。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中,亚洲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和台湾省于80年代,韩国于90年代,也相继实现了转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虽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相继提出了生产集约化方针,要求经济发展转向集约化为主的道路,但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剧变时,没有一个国家达到预期目标,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粗放型状态。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则迄今尚未实现转变。(见表1)
表1: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序表


国别(或地区)

实现经济增长转变年份

GDP年均增长速度(%)

对GDP增长的贡献(%)

粗放型增长期经历时间(年)

总要素投入增加

总要素投入提高

美国

1950-1960

3.3

47

53

100

原联邦德国

1960-1970

4.4

30.9

69.4

 

英国

1970-1980

2

20.5

79.5

200

法国

1970-1980

2

32.8

67.2

 

日本

1970-1980

2

28.8

71.2

100

新加坡

1980-1993

6.9

38.0

62.0

20-25

香港特区

1980-1993

6.5

43.5

56.5

 

台湾

1980-1993

7.9

49.4

50.6

 

韩国

1990-1995

7.2

38.8

61.2

30-40

阿根廷

1990-1995

5.7

108.8

-8.8

 

巴西

1990-1995

2.7

80.3

19.7

 

墨西哥

1990-1995

1.1

145.5

-45.5

 

前苏联

1980

 

70.5

29.5

 

保加利亚

1980-1986

 

70.5

29.5

 

匈牙利

1980-1986

 

63.2

36.8

 

捷克斯洛伐克

1980-1986

 

83.2

16.8

 

波兰

1980-1986

 

117.1

-17。1

 

罗马尼亚

1980-1986

 

118.8

-18.8

 

注: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量化指标,主要以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示:等于或小于0时为完全粗放型,大于0小于0·5时为粗放型为主;大于0·5小于1时为集约型为主,等于或大于1时为完全集约型。

资料来源:据《世界发展报告》1983年、1995年、1997年资料综合计算。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般都首先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耗费,使劳动力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实现劳动力使用的集约化。然后注意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果,尽力缩减投资增长超前于经济增长的系数,进而达到低于经济的增长,实现投资使用的集约化。这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呈现出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全面、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例如英国、`韩国,见表2:
表2:英国、韩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



年份

GDP年均增长

劳动力年均增长

与经济增长的比较

劳动力消费弹性系数

类型

投资年均增长

为经济增长率的倍数

英国

1950-1960
1960-1970
1970-1980

2.4%
2.9%
2%

0.9%
0.6%
0.5%

低于经济的增长率

0.3759
0.2059
0.2500

集约型
集约型
集约型

5.4%
5.1%
0.2%

1.25
1.76
低于经济增长

韩国

1960-1970
1970-1980
1980-1990
1990-1995

8.6%
10.1%
9.4%
7.2%

3.1%
2.6%
2.3%
1.9%

低于经济增长率

0.3605
0.2574
0.2447
0.2639

集约型
集约型
集约型
集约型

23.6%
14.1%
11.9%
7.2%

2.74
1.39
1.27
与经济增长率相同

资料来源:据《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世界发展报告》1983年、1993年、1995年、1997年资料计算

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显示出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经济增长中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比重,通常是由小到大,逐步增加,累积到一定程度,超过了靠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比重,从而发生质的变化,使粗放型经济增长转为集约型增长。例如日本,1950-1960年间,经济增长率中靠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比重为31。2%,1960-1970年上升到45。1%,均属粗放为主型;1970-1980年进一步升为71。2%,超过了靠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比重,从而使粗放为主型转成了集约为主型。又如新加坡,1960-1970年经济增长中靠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比重为10。1%,1970-`1980年上升为35。5%,1980-1990年进一步上升为64。1%,从而实现了由粗放为主型向集约为主型的转变。其它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有的国家,如韩国,则经历了从完全粗放型到粗放为主型,再到集约为主型的转变过程。见下表3:
表3:韩国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


年份

GDP年均增长率(%)

其中

经济增长方式
类型

靠要素投入增加获得(%)

靠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

1960-1970
1970-1980
1980-1990
1990-1995

8.6
10.1
9.4
7.2

107.5
51.9
55.1
38.8

-7.5
40.1
44.9
61.2

完全粗放型
粗放为主型
粗放为主型
集约为主型

案例7:警惕“拉美陷阱”

80年代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2%,人均GDP则是负增长0.9%,以被称为“失去的10年”,出现了世界经济的“拉美陷阱”。

大部分拉美国家工业化起步较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拉美许多国家全面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工业发展战略纷纷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主;各国政府集中资源和要素,重点和优先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并且巨额投资制造业。这期间他们实施了牺牲“三农”利益、扶持“幼稚工业”的产业倾斜政策,和一系列吸引外国资本向制造业投资的优惠政策。工业年均增长8%以上,国民经济年均增长6.5%。到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全面“起飞”,除个别国家外,拉美主要国家人均GDP一举突破1000美元大关,有的国家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在短短的十多年内,拉美国家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强大动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人均GDP从400多美元一下提升到1000多美元,创造了被人们普遍赞誉的“拉美奇迹”。

然而,“拉美奇迹”背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最突出的是经济与社会的畸形发展,城乡二元矛盾突出;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大量的城市贫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村移民陷入严峻的生存困境之中;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动荡,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外债危机,使拉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滑,进入80年代出现了持续的衰退。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拉美各国政府先后进行了两轮经济改革。第一轮主要是改进进口替代工业化。其政策导向是从一般消费品进口替代为主转向耐用消费品和相关资本品进口替代为主,从吸纳外资直接投资为主转向吸纳外资信用贷款为主,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为主转向自由化市场调节为主,从本地区内部开放为主转向地区外世界性开放为主。第二轮改革的重点是以“后进口替代工业化”取代以往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所谓“后进口替代”就是以国外市场为导向的进口和出口相协调、外贸和内贸相协调、外向和内向相协调。其主要内容是以制成品加工为中心的对外贸易自由化、国民经济外向化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或超越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型的传统发展观念、道路、模式和战略,使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人与资源和环境、城乡以及区域发展、国内发展与国外发展等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全局性矛盾,非但没有破解反而不断扩大和激化。90年代后期,拉美地区经济严重恶化,无论是GDP,还是人均GDP的增速双双下跌。整个90年代,拉美国家GDP和人均GDP虽然略高于80年代,但远远低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奇迹”时期,以致使人们认为是“难以跳出的拉美陷阱”。